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这本书中写道:后工业社会无名的、孤独的人群似乎成了一些蓝天上五彩缤纷而无处附着的气球。在悬浮而华美的表象下,西方,尤其是80年代的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主导意识形态的全线倒退。这一时期,却是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以它对终极意义、深度模式的消解,以它零散化、表象化的呈现,烘托出一个消灭了差异、痛楚或焦虑的“伊甸园”。
在古典人道主义的标签与命题下,充满世俗情趣、微笑与眼泪的影片将他们柔情而温馨的触角伸向了关乎社会秩序的常规命题:种族、阶级、性别和婚姻。在温婉动人的故事里,一度倾斜的中产阶级社会恢复着它想象中的平衡与完善。美国梦在增订了一些更为温和与宽容的条款后,与观众再订契约,鸳梦重温。
如果说《克莱默夫妇》还只是娜拉出走式女人满怀负疚与忏悔的归来,那么,《致命诱惑》已是邪恶的单身职业女性对神圣家庭的进犯和对其残酷惩罚的降临。影片有着一个经典情景剧的开端,并且具有美国情景剧颇为迷人的基本特征:浓郁的人情味,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喜剧式的噱头,摇曳生姿的常人情趣。一次小小的情感游戏,引出了一场个人的恐怖与家庭劫难。
《致命诱惑》显然是一则道德伦理故事,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更名为“风流者戒”。它借助经典的关于女性外表诱惑的神话类型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在观众的接受范围内实现了谎言的效应与劫难的真实。它郑重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管是观众还是男女主角,如果你意识到你遭到了欺骗,那么你要为自己受骗承担责任。因为尽管是在颇具清教传统的美国,已是性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涤荡过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要让人们毫无抗拒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个邪恶的第三者,并非易事。
即使这样一种经过矫饰的真实,影片叙事亦要动用修辞策略将其遮蔽起来,因为本片的意识形态意图是浅薄和功利的,它确实是一部陈腐意义上的伦理道德片,它所要呈现的只是社会意义上的第三者的邪恶与男人一夜风流的代价,而不是一个疯女人的故事。影片中强调阿丽克斯的心里创伤只是一个策略和借口,是警戒观众误读的第二防线。个人觉得,只有当阿丽克斯以一个正常的第三者出现时,这一故事才富有真正的教育意义。
作为普通观众的观片体验,阿丽克斯的无耻与阴险,不只在于她对堂的纠缠和骚扰,而更多地体现在她对加洛克一家的恶意侵入,观众正是在这个层面认同了堂的挣扎。活在当下,我们一致认为:家庭如同神圣的堡垒,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捍卫。整部影片便是一场驱逐第三者的圣战,正是这个取材角度,成功地攫取并占有了现代人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