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陈丹青来讲座,讲过后自然有人问他问题,有一段他和听众关于电影的对话如下:
陈：“我个人不喜欢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大意）
台下听众：“那您喜欢谁的？”
陈：“比如说贾樟柯……”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
陈：“当然，我更喜欢电视剧。”
（掌声顿消，鼓掌的人面露尴尬）
贾樟柯好象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中国电影新兴势力的代表，特别是成了中国电影反抗旧势力的代表。
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6代电影人的确是被压抑的一代。世界上最权威的三个电影节的大奖，柏林的金熊和威尼斯的金狮张艺谋得了好几个，陈凯歌更是中国唯一一个金棕榈的获得者。
直到贾樟柯有了突破：《三峡好人》去年得了金狮，同时纪录片《东》似乎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至于《世界》——这部他口碑最差的电影——已经得到了十几个国际奖项。
贾樟柯的偶像地位由此奠定。他像明星一样出席各个颁奖礼，移动公司找他拍广告，他也跟蔡振华一样喊“我能”……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以大学生为主力的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年轻人的推崇，一夜间，捧贾樟柯、贬张艺谋成了这些人群炫耀身份的标志，他们之中有些甚至没有看过贾樟柯的电影。
在中国，第5代控制着影象话语权。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符合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原则的影响产品（一个例外是张艺谋的《活着》，电影局给了他一棒后他便再也不敢走“叛逆”的路子）。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官方认可的主流形象，这使得他们在并没有市场化的中国电影圈取得了垄断性地位（包括他们的民族主义影象内容使他们的作品频频走向世界，并在初期了获得了西方的认可，这在现在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无论张艺谋，还是陈凯歌，他们都不再敢把作品贸然投入西方艺术电影市场。），而且，在中国电影业开始市场化转向之时，也是他们站在了排头兵的位置，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占有着资源。
同他们相比，第6代显然不具有话语权，甚至他们的身份都是模糊的，他们具有的只是媒介身份。跟一个电影爱好者提“第6代”三个字，得到的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样的描述：“非法拍摄、非法参赛、非商业、非主流……”，这就是第6代的媒介身份。奇怪的是，大众媒介并没有忌惮于他们的非法身份而不予报道，（没有一家报纸敢为一个杀了人的罪犯歌功颂德）。这也可以看出第6代所受的排挤与压抑并不主要来自于政府权利、司法机构。也就是说，在一个文化自由市场（一个非常不彻底的市场化的市场）里，由于第6代的影象产品并不直接与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抵触，因此他们没有遭受类似意识形态产品的际遇，尤其在现在的电影环境中，他们的“压迫者”实际上是市场话语权的拥有者，说白了，就是第5代。
而媒介是一个天生对矛盾、对抗、斗争感兴趣的家伙。于是在报端、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世界》票房惨淡、《青红》影院冷清等等报道，与 他们相对的，是《无极》今天又斩获多少钞票、《夜宴》总票房几亿的反调。
媒介的推波助澜，使贾樟柯们得到了一种“边际市场效应”（不管他们的产品占有多少市场或压根没有进入市场），也就是，虽然没有实际的经济效益，但他们获得了一种与主流想对抗的艺术叛逆者的形象。也许他们的作品不左翼、不激进、甚至沉闷晦涩，但这些都不重要，人们通过媒介知道贾樟柯拍的是与张艺谋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大众文化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里，“黄土地”与“霸王别姬”已经不可能独揽眼球，就是大片也不可能，你也要允许《疯狂的石头》来分一杯羹。于是，在媒介的助力下，贾樟柯们成功地从亚文化圈走入主流文化市场，他们获得激赏异类的新人类的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下，贾樟柯的最终归宿也肯定是沦落到与电视剧同等的地位，成为大众文化拼图的一块（这是当另说的）。陈丹青无疑是超脱的，他的这种“趋俗”恰恰是他的不随潮流，这也是那些自视清高的艺术叩门者应当有所领悟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