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唯一的叙事线索却是以女大学生这一“智识者”的视角展开的，影片中的“掌权者”——村民反而陷入了又“盲”又“哑”的境地。
《盲山》的导演李杨眉宇清秀，气质脱俗，散发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风度。他的作品却直视中国当代现实，尤其关注社会底层，体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人文关怀与制度介入，是中国当代智识阶层最愿意标榜的身份特征。
李杨的两部作品《盲山》和《盲井》均以中国最底层民众作为表现对象，把他们的状态描述为“盲”。实际上，李杨的潜台词是：我的眼睛是雪亮的。
除了李杨，电影里也出现了一个智识者的代表，就是影片的女主角：女大学生白雪梅。
尽管导演把女大学生这一“智识者”作了“伪装”：穿着朴素、满口方言、家境贫寒。但她的“智识者”身份还是被一个乡村教师及一帮失学儿童的狂热追随所暴露无遗。影片的内容因此可以简单归结为智识者与反智者的尖锐对立，反智者当然是那帮偏僻山村的村民，他们直接反对知识，直接对白雪梅进行人身凌辱和伤害。在影片中，智识者一方握有法律和道德上的双重正义，反智者却掌握着压制正义的强权。
然而，影片唯一的叙事线索却是以女大学生这一“智识者”的视角展开的，影片中的“掌权者”——村民反而陷入了又“盲”又“哑”的境地。
在掌握着话语权的导演看来，村民们掌握着女大学生所无力反抗的强权，而他却偏偏又选择了一个与村民对立的视角进行叙事。智识者与反智者的对立就转换成了叙事强权对事实强权的声讨。这一线索贯穿影片始终，并成为文章的中心所在。
这种话语方式本无可厚非，而且导演的立场与观点也绝对正确。但对于作为艺术的电影来说，这样的“单箭头”叙事忽略了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人性。《盲井》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题材的鲜为人知，而是在于作者兼顾了正反两方的话语表达，从而在令人震撼的社会描述层面之上，又揭露了精神层面的人性善恶。
对于作为文本的电影来说，这样的话语方式，暴露了以李杨为代表的智识阶层的尴尬。当然，李杨在影片中并没有忽略对反智者的关怀：乡村税费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最根本的贫穷问题。但这些表述都是在社会层面进行的，对更深层次的人性关怀，李杨只是以简单的一个“盲”字概括。
这种对反智阶层的关怀缺失充分揭示了智识阶层身份特征的冲突，即他们身上人文关怀与制度介入的冲突。李杨深刻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并试图对身处这一问题中的人进行关怀和介入。但是，一旦问题人物处在与自己相对立的位置上，李杨就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是选择人文关怀，还是选择制度介入？
李杨的答案是后者，这也是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是要承受阵痛的，这一阵痛体现在女大学生饱受摧残与她的“丈夫”承受损失上（据说影片还有另一个结尾，那么“丈夫”承受的阵痛则更为强烈）。放到话语叙事的层面，这一阵痛就是忽略对问题人物即反智者的人文关怀上。这种关怀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人性关怀才是人文关怀的核心，真正把握、理解他们的人性，才是最温暖的人文情怀。但影片为了正义的制度介入，却放弃了这一话语叙事。
从以上可以看出的是，要进行制度介入首先就要树立正义的标杆，人性的关怀却恰好不能与正义并存——那帮村民确确实实地违反了法律。无奈之下，人性就只能被导演以一个“盲”字模糊地盖过。这本是无奈之举，因为这是制度与社会发展的阵痛，但从中，也凸现了当今日益走进社会的智识阶层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