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众所周知的原因，一部片子经常会有不同的版本出现，在纪录片
上也有可能发生；我并不知道李缨的《靖国神社》是不是曾经存在过不同的公开版本，但从一些李缨本人的电视访谈里谈及的片中内容来看，与我看到的带完整片头片尾字幕的《靖国神社》比较，似乎是有一些出入的，比如有些李缨在访谈中谈到的人物，我并没有在片中看到。所以，我所聊到的关于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内容，仅仅是以我看到的版本为准。
另外，自家人不说客气话。李缨导演是中国出去的，前辈；选了这个选题，很不容易，有勇气，这是必须要称赞的。但是，自家人，有话就应该直说，对外我们要学习，对内我们要检讨，哪怕意见是错的，也比言不由衷要强。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纪录片《靖国神社》结果甚多。其中，媒体关于此片的报道，多半牵扯到诸如：该片上映如何如何受阻；影片制作如何如何艰辛；导演本人如何受到威胁，等等。而关于该片的评论（严格的说应该是观后感）呢，充斥着让人热血沸腾到可以水煮日本生鱼片的激烈言辞。
必须要说的是，拍纪录片（名副其实的）的人，都很不容易；大到由中国导演指导的北京奥运官方纪录电影，小到家用机拍出来的偶然之作，但凡能坚持做完的片子，都有一车皮的辛酸苦辣。什么资金短缺、环境艰险、上映困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靖国神社》及其导演李缨，绝不是纪录片史上最倒霉的。我想，选择做纪录片时，李缨导演本人就很明白这一点，何况李本人的简历上显示，他做纪录片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么，《靖国神社》受到如此关注，被抖漏出那么多幕后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没有看片子之前，我的期望是因为片子本身，我非常期望看到一部“与众不同”的电影；看完之后我想说，这个选题的意义，要比这个片子本身的制作水准甚至是存在，重大得多。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靖国神社》（仅限于我看到的版本）称不上是一部多么优秀的纪录片，出于与导演同是中国人的原因，我认为更要谨慎地赞同和赞美这样一部纪录片，因为我相信他还能做得更好，更有价值。但是，纪录片《靖国神社》全部的不足，在面向广大观众的时候几乎都会被忽略，全部的原因就是——拍的是靖国神社。
简要描述一下我看到的版本。开篇是最后的制刀匠，并于片中穿插出现多次，或默默制刀，或面对导演李缨的“诱导性提问”惜字如金，最后念诵诗一首；靖国神社里参拜“英灵”的日本人一一登场，或单枪匹马手举日本国旗，或者拉帮结伙高呼万岁，或者是吹吹打打地一个方阵，他们大多身穿着一些我们电影制片厂道服库里才能找到的衣服；有一个核心事件是“大东亚战争终战60周年”（我们称之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从民众到首相，面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种种言行及偶有的极端冲突等；还有两个人，一是高金素梅，一个是白发老者，高金素梅去靖国神社不是一两次，而是一两年就要去一次，目的是要带被迫加入“皇军”的“原住民的灵魂”回到台湾，片中，她没能如愿；而那个白发老者，是日本人，父亲是净土宗（日本佛学）当年的一个方丈，也是被迫入伍作战，死后其灵魂被天皇安排在“阵亡将士离退办”——靖国神社，但白发老者因其家庭佛学背景的关系而并不认同折中天皇给予的强制性福利，想撤销父亲在靖国神社的合祀，但同样没门儿；片子的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不少资料图片和镜头，黑白的；最后是上帝视角的长镜头，从靖国神社的上空转到灯火阑珊的东京夜空。
有的评论者说，历时十年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拍成了一本流水帐，我不同意这观点。流水账尚且需要时间明确、事件清晰，方可称其为帐。而纪录片《靖国神社》恰恰在这方面模糊得很，我们可以说它在时间上有点乱，也可以认为，这是导演有意为之的一种结构方式，忽略一些段落的时间性，这样做的原因很多。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就以所谓的核心事件“大东亚战争终战60周年”为例，片头那个让人看了多少有些眩晕的长镜头所展示的就是一个人在“60周年”之际去参拜，而过后，导演不止一次带我们回到现场——靖国神社，所看到的，有些显然还是“60周年”之际的场面，而有一些则在没有明确时间标注的情况下分辨不出其具体发生的时间。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无幸踏上日本列岛，徜徉在樱花树下的观众就不会感觉到任何因时间跨度和积累所产生的张力。当然，还不仅止于靖国神社这个场景里，包括制刀老头做刀的过程和聊天，包括高金素梅的来者不善，包括白发老者与高金素梅同时的出现和那之后的独白，批判地看，这些情节都很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拍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确认导演本人和镜头前的人物关系究竟如何，这很重要，这直接决定了镜头究竟能真正拍到什么；很多人早已有面对媒体镜头或者不熟识的人时的各种“方案”，我把它称之为“方案”，其实每个人都有，而纪录片往往应该回避展示这些同质性的既定“方案”，哪怕要展示，它也只能是为后面的“深刻变化”作一铺垫。
从片子中某些流露的细节来看，极端一点说，你既可以认为这是导演在十年时间里点点滴滴拍到的东西剪辑在一起；你也可以认为，这些镜头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拍完。我个人当然愿意相信李缨导演是经过了多年的拍摄才有了这些素材的，但可惜的是，以观者的角度，我没有从片中找到更多的支持我相信这一事实的证据。
所以，我非常建议今后要推广这部片子的人，不要过分强调“十年”或者“八年”的摄制历程，这也不一定是导演本人的意图。对于纪录片，时间的累积不是强制要求，并非拍得愈长久，片子就愈好；但如果有了时间累积却表达不出来就显得很委屈。还是那句话，纪录片人的不容易是谁也更改不了的现实，但永远不会成为主流话题，更不要成为招徕观众的噱头；纪录片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当下的票房。
时间问题，其实并不是关键。纪录片《靖国神社》最大的问题，还是导演对内容的处理。李缨导演应该是有经验的，我所说的问题，我想不是其能力不行，我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拍摄当中的困难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也有的朋友认为该片是一种纯粹的纪录，我也不能苟同。在我看来，《靖国神社》的导演在处理片子的时候，恰恰是很主观的。首先，从拍摄的镜头来看，我们能看得出，那就是一双时刻盯着参拜和反参拜人士的眼睛，盯得那么执著，以至于顾不上镜头的稳定性（这并非必须的），以至于中国人看了以后实在没有不怒火中烧的理由；然而导演本人在一些电视访谈上的谈话中，却表现出令人赞同的理性观点，于是我很希望片子如果发行DVD或者在国内公开播映时能把导演理性的阐述加进去，否则我认为观影后果是可怕的。
而需要牢记的是，一句解说都没有的片子并不能和客观划等号。极端的客观和极端的主观都是不好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纪录片的属性和责任还是决定了它必须保证客观的基础。具体到《靖国神社》，根据导演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那些东西来看，比较之下，该片的视野则显得过于集中了。顺便说一下，片中有一些段落就有了背景音乐，黑白老照片叠来叠去，但这种手法又没有很系统地贯穿下来，以起到某种特定表达的作用，尤其是音乐第一次的出现，配合着老照片，我还以为要开始解说了，但是没有，而问题是那个时机，观众仍在了解的过程之中，应该是没有类似抒情的必要。
务虚地说，也是从根本上来说，“靖国神社”之所以成其为“靖国神社”的原因，是不可能完全在“靖国神社”里找到的。而如果导演的意图仅仅是让人们看看靖国神社里面是怎么上演一出出活报剧的，那么整天蹲在那儿守着，一点儿错都没有；可是导演不会满足于此吧？他毕竟还是希望观众能有更多的收获。况且，像这样一个选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做一个内幕展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它必须要把观众的反应从本能的激烈引向额外的探讨，否则还是那句话，观影后果是严重的，“靖国神社”四个字一出现，绝大部分观众的感性之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任何人的理性之门都是需要理性的钥匙去开启的。
在看《靖国神社》的时候，我始终期待着看到老刀匠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是遛一遛；看到一半多，我觉得老爷子是不会去了，我又转而期望导演能帮忙问问“您去参拜吗？”或者是“您为什么不去神社那里参拜呢？”，但没有。
为什么我会这样期望？很显然，导演是把老刀匠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穿插在片子中的；我个人的想法，老刀匠除了不断地和“刀”一起成为符号之外，是不是可以让他显得再普通一点？他去不去参拜？去是为什么？不去又是为什么？尽量不要试图让他准确说出你想要的东西，你全部的任务就是设计问题，而不是设计答案；因为这等于让另外一个人按照你的思维和目的去说话，这是最难的一种方式，近乎于催眠术；而相较之下，遵循规律，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说出来一些东西，往往会有所收获，当然，这又需要和被拍摄对象有相当的关系，要付出时间成本，时间就是金钱，没有花钱的不是。
当一个人在镜头前面不能用行动来证明态度的时候，就应该用他的态度去使观众理解他的行动，哪怕后来发现，人物的态度和行动是相反的，这至少是一个事实，而如果这是一个态度和行动都不明朗的人，观众的判断就会变得摇摆不定，转而怀疑导演把这样的人物剪进片子是否符合人物的本来特征，而且会使导演预期的人物作用大打折扣。
除了老刀匠的态度，我还很希望看到一个常态的靖国神社，我想（也许我想错了），那里面决不都是现成的“鬼子兵群众演员”，也决不都是非此即彼的演讲者，其实我们能看到那些人的身影——穿梭在靖国神社里，既不搭理右派，也不靠近“左派”的普通日本人。当我看第二遍《靖国神社》的时候，出现那些日本老兵走上前参拜的镜头时，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看背景里那些我行我素的，一样静静参拜的人，那些不事声张，不穿衣服（电影制片厂的道具服装）的日本人，有的或许没有参拜，只是拍照，只是看着。看完以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某种意义上，那些“鬼子兵群众演员”就是虚张声势，然而那些素面朝天出入靖国神社的人才更像是幽灵，他们或许是那些亡灵的后代，或许是神道的虔诚信徒，他们或许仅仅是为了哀悼家里的那个长辈，也或许……真的有一些我们需要更好更深入解读的东西就蕴藏在那些人里面，他们才是更广泛的存在，才更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某些文化层面的东西，而不像那些“鬼子兵群众演员”，看多了真的只能凭添我们的反感和愤怒，却终究是那个极少数，而且早晚也要排着队死去。
所以，一部靖国神社题材纪录片，要是大投入就是规规整整地介绍一遍，什么四季啊，摇臂啊，男男女女大史记啊，全来一遍，改编改编还能做成旅游宣传片；像李缨导演这样的拍摄方式显然不是这个路数。
某种程度上说，靖国神社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病灶”（可查一下释义），我们不能像某些做新闻做网站的人，老是指着那个“病灶”说这病如何如何严重；治病循因，即使我们没有伟大到替另一个国家治病的地步，仅仅是为了留个病例让自己清楚，这功夫也应该多用在系统查找原因上吧？
静下心来想想，我有些不太愿意这版的《靖国神社》在国内公映，实在是有很大的危险。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一部（或是一个系列）关于靖国神社之所以成其为靖国神社的探讨日本“靖国”文化的纪录片能同样出自李缨导演之手。您既然做出了别人没有或不敢做的片子，就请继续下去，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跟您抢这个螃蟹吃；我们需要了解的，希望看到的，应该观察到的，太多，这种饥渴，这版《靖国神社》真的不能满足。
最后，要谢谢并祝愿李缨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