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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搏子·杨晓林

磨剑三十年,霜刃何处试?面壁二十载,彼岸在何方?达摩老祖之苇,不知可否容乘?彷徨歧路大放三悲.....天厌之?地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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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道德的砧板上砍剁

上海大学 杨晓林 发布于:2009-11-13 21:11

 
     《人间正道是沧桑》被誉为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故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从钥匙孔里窥看历史”。
     作为一部主流电视剧,从认识功能上讲,它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反映了从广州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是革命史的讲述。从教育功能上讲,它很好的回答了共产党何以能由弱而强,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取得了最终胜利的问题。从娱乐功能讲,两个家族的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满足了观众消费历史、认识革命,宣泄情感的心理需求。
     在中国,电视剧作为主流宣传媒体主要内容,一般都承载着以上三个功能,在思想上要“正确”,即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社会稳定,为党的政治宣教发挥作用,又要在艺术形式上具有可看性,能吸引人,使观众乐于接受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和主张。就此而言,《人间正道是沧桑》取得了成功,另外,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采用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常用的手法,把走不同的政治道路的人放在道德的砧板上对其砍剁,以其道德和人格的高下来褒贬其所选道路,从而达到政治宣教的目的,满足了一般观众的思维定势。
     这部电视剧的成功通过两个家族命运纠结来反映时代风云,概括了一代人所走的道路,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承袭了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中一贯使用的“敌丑恶、我美善”、“敌愚蠢,我聪明”、“敌卑劣,我高尚”、“敌失败,我胜利”等等二元对立的表现方式。对敌我、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塑造具有脸谱化,扁平化的倾向,沿袭了革命题材影视的叙事模式,未脱主流话语的窠臼,对人在复杂环境中人性的多重性和两面性还需挖掘,这从剧中人物性格塑造和其所遵从的道德准则可以看出来。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以广州革命为起始,片中出现的角色可分为革命者:瞿恩、瞿霞、瞿恩妈妈、杨立青、林娥,穆震方;反面人物:杨立仁、楚材等;中间人物:范希亮、董建昌、杨立华、杨廷鹤等。主要人物采用了正反对比的表现手法,实质上也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一种具体表现。
 
     瞿恩和楚才
     对于革命者,本剧把他们塑造成人格高尚,充满着人生理想,并具有个性魅力,亦或是男性魅力或女性魅力的人。他们不管是在智力上,还是人伦道德方面都很优秀,是可供瞻仰和效仿的榜样,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凡脱俗,成了“神”或“圣”。 本剧人物中,以瞿恩为最甚。
     在本剧中,瞿恩是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黄埔军校的教官,立青的人生导师和革命引路人;为了坚持信仰,他舍弃了爱情;为了保护革命,他牺牲了肉躯;他的精神和理念对立青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指引着立青的成长。
     瞿恩的原型据说是周恩来、瞿秋白等革命先驱者。周恩来总理由于其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加之口碑、媒体、艺术作品的共同作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周公、岳飞、文天祥等一样的先贤,成为了儒家思想中“完人”的典范。不但仪态潇洒,智慧和韬略超群,而且忠于理想,并能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形象塑造的瞿恩,他就是大革命时期党的化身,“永远正确”、几乎是白璧无瑕,不犯错误,即使犯了小错误也能及时纠正。甫一出场即为黄埔军校的教官,是个优秀的共产党人,扮演着革命导师的角色。他留学海外,使母亲和妹妹受其影响,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在广州革命时期,他的家,就是革命青年共同的家,使杨立青这样优秀的学生最终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事变爆发,瞿恩、瞿霞等人遭到追捕。随军驻守上海的立青,因看不惯残忍迫害共产党人的行为,脱下北伐军服,与瞿恩一齐秘密离开上海。瞿恩再一次对迷惘中的立青进行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并为他指引了人生的方向,介绍立青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立青由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向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军人转变,先后参与了南昌起义、整编农民武装,反围剿等重大军事事件,逐渐成熟成长为一名我军的高级军事人才。
     瞿恩非常具有男性魅力,广州几所学校公认的校花杨立华倾心于他,并在精神上一直忠于他。后来数字天才、大美女林娥倾心与她,两人结为伉俪。他作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亲冒镝矢,冲锋在前,使这次起义取得了成功。他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每每都能化险为夷,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不得已来到了解放区。反围剿失败,瞿恩在掩护林娥和其他战友转移时不幸被捕,他宁死不屈,牺牲前他为从未谋面的儿子留下了一封带血的家书,家书在立华的协助下化名上报发表,既表达了对儿子的思念和期望,也彰显了他坚守信仰的革命立场。就是身在国民党阵营中的范希亮、杨立仁等,对他也是敬若神明。立仁奉命对瞿恩行刑,他与范希亮等黄埔军人在瞿恩的最后一刻为其安排了黄埔礼遇。
     这样的一位被放到神坛上的“圣人”,非常符合国家对革命先驱在荧屏上的形象定位,也合乎今天的观众对先烈们的心理定位。
     楚材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典型的政客,城府极深;在政治上,他一直扮演着杨立仁精神导师的角色,不断用党派正统观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路逻辑对立仁洗脑。他与与瞿恩相对应,戴一副眼镜,歇斯底里,暴露无常,显得阴险残忍,充满着权谋和诈术,没有道德操守,充当蒋介石的鹰犬,完全是一个外形和性格被扭曲和丑化的“坏人物”。最终由于国民党的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面溃败而服毒自杀,和“好人物”瞿恩一样,脸谱化十分严重。作为矛盾的对立体,他反衬着瞿恩的高尚和优秀。
 
杨立青和杨立仁
  据说,剧中瞿恩革命家庭的历史原型就是伟大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她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堪称历史之奇迹。杨立青的主要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而他的父亲杨廷鹤,是陈赓的祖父和父亲的结合体。陈赓祖父陈翼怀为湘军名将,随曾国藩屡立战功,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以教书为业,心仪新学,对后来陈赓投身革命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立青也与开国元帅陈毅有相似之处。陈毅有两位鲜为人知的哥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解放战争时,他的两位哥哥都率部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这些在中国心中如战神一样的开国英雄作原型,这就注定了杨立青在走上革命道路后是个“永不失败”军神一样的人物,而且只能是个没有缺点类型化正面人物。
  杨立青作为杨家老三,生性顽劣,屡惹祸端,自小与兄长立仁水火不容,在黄埔军校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经过艰苦的战斗岁月,正直、真诚、乐观的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他错过了从黄埔时期就深爱的初恋情人,却与人生导师的遗孀结为革命爱侣。
     如果说瞿恩的角色类似于《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是革命的领路人,那么杨立青就是“吴琼花”,作为一个旧官僚家的二少爷,他负气出走广州,刚开始时是一个具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革命目标,在黑暗中摸索,最后经过导师和领路人的指引,认清了前行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逐渐成熟并成为一个坚定而优秀革命者。
     对于杨立青,本剧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刚开始时几乎就是一个顽劣、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他抬着梯子拿着师傅五百两银子买来的望远镜去偷窥女戏子的旗袍开衩,胡乱扫射打完了哥哥杨立仁准备刺杀三省巡阅使的子弹,打伤了小姑娘林娥,使杨立仁刺杀计划流产,而后为救父亲又卖掉了祖上的房子,不得已到广州来考黄埔军校。在瞿恩、瞿霞和董建昌的帮助下轻而易举的成了军校学员。打从进考场起,他在军事上的异禀就开始显露,精彩的回答了考官的问题、用自己绘图特长赢得了董建昌和众考官的青睐,之后在军事训练中表现的就非常优秀。在北伐战争中和范希亮等深入敌后建立了奇功,极受董建昌的赏识。在瞿恩一家的影响下,他投向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慧。当被开除出党后,他邂逅一队占山为王的农民武装,成为了他们的党代表,以弱胜强,成功的伏击了国民党正规军,和范希亮敌众我寡的较量中活捉了范希亮,并换来了五千块大洋。其后返回革命队伍,在上海和哥哥杨立仁的较量中处处占据上风。在后来的抗日战争、立青教导出的抗大“连长班”贯彻发动群众的政治主张,从无到有地发展起了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并联合老班长范希亮立下了卓越的战功。“皖南事变”令国共关系再度陷入微妙、紧张的境地,立青受组织上委派前赴重庆保护情报工作的安全。立青合理、出色地完成了安保和护送电台等任务,在与立仁的暗自较量中更胜一筹。解放战争中,更是常胜将军。无论是做军需官制造炮弹还是做指挥员,放到哪里都能独当一面,最后在解放东北的战役中活捉了王牌师师长汤慕宇,作为参谋长的哥哥杨立仁也差点成为俘虏。
     此外,作为一名军人,他也极有男性魅力,可以说在情场上也是常胜将军,先后有三位女性喜欢他:瞿霞、占山为王的农民武装首领以及林娥。最终他在家庭和军旅生涯中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不但有了自己的女儿,而且成为的我军功勋卓著的司令员。
 
     与杨立青相对的是杨家长子杨立仁,他绵里藏针,胸怀强烈的救国热情投笔从戎,但服务于自命“正统”国民党政权;情感上的命运必然和政治上的性格使然,让他与立青始终处于较量的状态;最终,他随国民党政权退逃台湾。
     对于杨立仁的塑造,编导力求使他人性化,在家庭生活中极力突出他“孝”的一面,想使他成为一个圆形人物,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虚伪、奸诈、愚蠢、低能、在谍战、正面战场和情场上完全失败的“坏人”。杨立仁一出场,就接受所谓的革命党人的暗杀任务,非常冲动的去刺杀三省检阅使,置父亲、家庭的安危于不顾,尽管因为杨立青的无意捣乱使刺杀计划流产,但是却使父亲和弟弟被抓,而他却溜之大吉,跑到广州革命去了。
      其后,在楚才的引诱教导下,完全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尽管仕途畅达,但却处处低能。他奸诈不讲信义,答应杨立华放瞿恩一马,背地里却密报南京方面绑架他,但是由于杨立仁和黄埔学生的介入,使他的阴谋完全流产。
     杨立仁花钱培养电报人员,而最优秀的林娥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尽管他对林娥一往情深,但是最终败在了瞿恩的手里,成了情场上的失败者。和共产党合作打下了轰炸重庆的日本中将中元盛孝,尽管他们有先进的监听设备,也监听到了日本人的电报,但是关键的翻译确是共产党人林娥做出了来的,这实在是对国民党的一大讽刺。在和日寇的间谍战中,看似技高一筹,深入虎穴欲玩弄日本情报人员于股掌之上,但由于没有军方的配合,却枉费了心机。在东北战场上,由于被杨立青抓获了潜伏的特务,他得到的都是假情报,因此他对锦州的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正面战场上和杨立仁的较量,更是全军覆没,差点成了俘虏。后来想把父亲、继母和妹妹杨立仁、侄子等劝到台湾去,也完全失败了,落得个无父无母、无妻无子,自己孤身一人去了台湾。对他这样的国民党顽劣分子,编导把他塑造成一个不配有好命运的人。
 
       中间人:杨立华、董建昌、杨廷鹤
      在这部电视剧中,也出现了杨立华、董建昌、杨廷鹤这样的“中间人”,实际上,这类人物也扮演着革命的同情者和国共两党之争的评判者的角色。
      杨立华是杨家长女,少女时期富有革命热情,早早投身大革命的潮流,受瞿恩的影响,差点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在紧要关头听从董建昌的安排去了趟苏联,阴差阳错的就成了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她无意间将立青引上了革命的征途,但自己却选择了与立青不尽相同的另一条道路;她精神上眷恋着共产党人瞿恩,但主义之争让他们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她总是明里暗里帮助革命者,收养了瞿恩的儿子,终生未嫁,最终与梅姨及瞿恩的儿子前往新加坡,后到香港,新中国成立6年后她等三人再与立青团聚。
      杨廷鹤作为杨家的一家之主,他支持子女自由选择人生道路,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观念;他将自己比作“蒜柱”,儿女都是“蒜瓣”,不管党派如何纷争,他渴望看到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一个统一和谐的祖国,但直至瞑目前都未能达成夙愿。
     董建昌是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深谋远虑、既智慧又多变;他在多变的时局中屡次转换阵营,被立仁评价为“一个专买政治期货的投机分子”,然而,他对民族前途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立华的爱是忠诚不渝的,他对立青的支持是付诸行动的,他最终认清了历史的方向,响应中共的号召,率部和平起义。
     董建昌作为国民党实力派人物,被杨立仁讥讽为“买花布的”,他和杨廷鹤经常喜欢就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对蒋介石不义行径的不满,对共产党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瞿恩、毛泽东等人的赞扬。而杨廷鹤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用诈术对待共产党腹诽者甚多,认为:“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而对共产党则是大加赞扬,特别是对毛泽东更是佩服不已,他说:“听了毛润之的文章,那可是养耳啊。这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毛泽东讲农夫救蛇被咬的故事,杨庭鹤说:“听听人家的文章,总是那样的深入浅出,我看中国的白话文,毛泽东属第一家。”董建昌则叹惋:“毛岂止是文章写得好,这仗也打得出神入化。” “老天爷整整给了我们二十二年时间,这能怨谁呢,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之人也。”最终,他在驻守长沙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投降了共产党。
  
结 
     《人间正道是沧桑》由中央台何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作为一部中规中矩的主旋律电视剧,其在创意上的不同之处就是通过两个家庭的命运变化来讲述革命史,如该剧的宣传词所言:“该剧通过1925年至1949年间杨氏兄弟姐妹不同的人生脉络,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一体,将重大主题与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巧妙相融,集中展现了从黄埔时期的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国民党退逃台湾这一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历史画卷,生动再现了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必然历史命运。”就此而言,《人间正道是沧桑》颇有史诗气派。但是强烈的政治宣教色彩使这部电视剧成了革命史的展演,而人物也成了席勒所言的“政治的传声筒”,缺少性格多面性和复杂性,人物的性格自始至终没有大的起伏和变化,没有表现出人在动荡的社会中那种无奈与惶恐,反观影片中的几个人物,几乎都是自己命运的掌舵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他们都是大写的人。因此我认为,这部电视剧在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未能真正地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比较国外的一些优秀的影视剧中的革命者形象,我们的电视剧对革命者总是人为的拔高、美化、神化和圣化。这反应了战争思维、以及过分强调影视剧的教育功能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正是这些“高大全”的思维惯性桎梏着我们的电视剧在塑造伟人先驱形象时几十年间没有大的突破。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在当代中国,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拜物教盛行,人们对崇高、正义、理想这类被先辈们敬若至尊的信念渐渐趋于淡漠,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塑造一些正面的人物,作为社会精神领域的楷模,可供放在思想的圣殿中瞻仰和膜拜。而革命战争中所涌现出的仁人志士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此把他们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复活,神圣化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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