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既是出路也是挑战的内地市场，港产片的主题和故事构思上，均反映了电影人复杂而矛盾的心情。

　　　单纯以年产量或票房收入去衡量一个地方的电影文化兴衰，也许来得有点粗暴，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每年有多少新晋导演冒出头、有多少新秀明星产生、有没有一个（起码一个）开放而又质优的电影评论发表平台……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时，说这十年以来香港电影遇上难关，大抵不是不中肯的判断。

　　香港电影由年产200多部下降至40多部，论者可以轻易为市道下滑找到缘由———观众观影习惯改变、盗版问题等等都是顺理成章的解释，大势所趋在所难免。以前观众喜欢到戏院看电影，现在等影碟推出后在家“煲碟”。盗版多了，便直接影响电影人收益，进一步影响制作量下降，导致了十年来港产片制作模式逐渐两极化，不是以千万港元计的大规模大投资，便是200万以至数十万开拍一部片的小成本。

　　以往香港电影文化的兴旺，很依赖那些大量的中型制作。因为香港一向缺乏正规的电影教育，中型制作长久以来为新导演、新演员提供了“以战养战”的机会，这也直接造就出香港电影实用性强、机变性高、主题迅速响应社会现象、活力十足的特征。过去，香港电视台也不断为电影市场提供生力军，但随着电影人开工不足，不少电影演员倒过来回流去拍电视剧。2007年，连全港惟一的电影杂志《电影双周刊》也宣布停刊，难免有人认为香港电影文化已步进严冬期。

　　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面对本土市场收缩的香港电影，面前摆着一个既庞大而又吸引人的市场。然而，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审查政策的不同，很快便令香港电影人认识到，那些在香港以至东南亚市场最受欢迎、也是港产片最擅长拍摄的题材类型，能在内地公映的机会不多。黑帮片、江湖英雄片和情色片，基本就不能再碰，即使是警匪片，也不能详细描述犯罪过程，并需注意角色表现的分寸。这种种限制令港产片创作时顾及太多平衡，影响了成绩。

　　面对既是出路也是挑战的内地市场，港产片的主题和故事构思上，均反映了电影人复杂而矛盾的心情。1997年前后，香港明显出现了一批以绝症、失忆、移民为故事元素和象征的电影，像《香港制造》、《暗花》、《我是谁》、《黄飞鸿之西域雄师》、《愈快乐愈堕落》、《玻璃之城》、《非常突然》以至《暗战》等。死亡、失落和忧虑的阴影厚厚地笼罩着。直至《无间道》出现，该片被认为反映了香港电影的身份认同转向，刘德华角色代表的立场取向，大可视为香港人终于完全接受了新身份，随之而来的第二、三集，显示这个角色的再度焦虑。到了2003年前后，香港电影中出现大量无能角色（不少由古天乐、吴彦祖扮演），不是失业、性无能便是怕老婆，甚至连《新警察故事》中的成龙也变得无能。

　　无力解决困局，仿佛只好等待别人来搭救。所以，在制作上，香港电影人由此转向技术的发挥，强调专业精神，好好拍好能发挥的题材和类型，香港电影人参与的一系列合拍大片如《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固然如是，由港人主导的《头文字D》、《伤城》也愈来愈突出形式重于内容。

(编辑：小熊扒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