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15 10:59:1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刘嘉琦
在“上海智造·文化中国”年度新锐人物大奖新锐电影人的评选中,我们选择的都是在电影路上已经踏出了脚印,却还没有走进大部分观众视线的年轻导演。就像他们的电影一样,他们自己也还没有走进大众的视野。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中保持了鲜明的个人特征,不是泛泛的商业作品。所谓新锐,在他们的读解中,应该是在有限的资金内,用影像表达他们的世界观,至于有多少人花钱看他们的作品,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就像应亮所说的,“我们这样小众的电影人,和广大受众其实不在一个平台上,但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碰撞的机会。”
贾樟柯担任此次新锐电影人的评选顾问,他说自己乐于参与的理由是:“强调新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的活动如果做大了,可以给新锐导演和观众架构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还对此次参选新锐电影人的候选人做了点评:
贾樟柯点评新锐电影候选人
韩杰,代表作《赖小子》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状态。他可以没有负担地拍电影,同时又把对当下年轻人的观察,和他对社会的思考结合得很好。”
李红旗,代表作《好多大米》
“可能因为他涉猎的方面很广,又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学过美术,所以他的电影在形式上就给人一种放松感。”
应亮,代表作《背鸭子的男孩》
“他很好地完成了一个导演自然的成长———从短片到长片这样拍摄。而且我感觉在年轻一辈导演中,应亮是在商业影片运用上相对成熟的一个导演。”
除了贾樟柯点评的这三位,此次新锐电影的候选人还有杨恒和王分。他们都阐述了自己的拍片理念。

“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只要你真的想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杨恒:通过镜头解读青春和这个世界
《槟榔》的得奖里程是从去年10月开始累积的,但杨恒已经不太愿意多说,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目前,杨恒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据他介绍,这一部的题材和《槟榔》会有些类似,“但肯定也有些不同,是我在青春以外的另一个想法。”
得奖很多的杨恒,接受采访时的话却很少,不知是否因为想表达的都在电影里了。他说自己正在“学习”如何应对媒体。在谈到做导演这个话题时,杨恒也主张:“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只要你真的想把那个东西做出来。”而在自己和其他想做导演的人之间,杨恒也挑不出什么高人一筹之处:“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大家都行。”但并不是人人拍片都能得奖,而且第一部电影就先后在韩国釜山、法国南特,以及中国香港的电影节上凯旋,这更不简单。可如此辉煌的得奖经历,在杨恒看来仅算是“挺好”,“是挺好的,会对下一部电影的资金有帮助。但同时,也会影响你做第二部电影的思路。”
为了追求“视觉上的表达”,杨恒选择做导演,通过镜头把他对青春和这个世界的解读告诉观众。尽管《槟榔》要登陆影院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过程,但杨恒还是坚持:“现在的环境对年轻导演来说挺好的。”

“我是女导演,就像其他一些人是男导演一样。”

王分作品《箱子》剧照
王分:做好准备面对没机会拍片的自己
在几位提名的新锐导演中,王分是唯一的女导演,她的作品也最接近主流观众群。王分的第一部电影《箱子》,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成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影片,而且根据王分自己的介绍,《箱子》已经在排期公映中。在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和电影得到公映,这两者之间,王分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观众看到,“在电影节上得奖当然是好事,以后会比较容易拿到投资。但让人看到你的电影,觉得好看才更重要。”
在采访中,王分一直强调自己比较幸运,16岁考上表演系,后来拍短片,拍纪录片,最后拍长片,每一步都不是刻意计划,有些水到渠成。“这次做《箱子》,也是制片人罗拉正好有这么一个计划,要找十个女导演一起合作。我们之前见过面,彼此都有印象。”机会和投资都来得容易,于是王分在评价如今年轻导演的环境时说:“至少在我而言,没有那么艰难。”就整个大环境来看,王分认为:“比原来肯定是活跃很多,年轻导演都有机会,都有可能。”
王分不愿意评价自己的影片,她说那得别人说了算,“能做的是让别人看我的电影。当然,让人看只是基础,用什么方法让人看才是关键。”王分认为,观众看电影时并不在乎那是“哪只鸡生的蛋”,“关键还得好看。所以我在做剧本的时候就会想,怎么样在情节的细节上显出陌生感。因为电影的故事、类型大同小异,而且现在的电影观众有那么多的看片经验。所以相对于常看到的电影,我希望他们在我的电影里感受到一些陌生的感觉。”
对情节、气氛如此细致的琢磨,是不是女导演特有的长处?“一直有人问我女导演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特征,我是女导演,就像其他一些人是男导演一样。其他小的差别就因人而异了。”
有没有设想过《箱子》公映的情况?“前途未知,不好说。”王分很坦白地回答,“我一般不会太担心下一部电影投资在哪里,怎么拍这样的问题。可能因为我一早就做好准备,面对万一没机会继续拍片的自己。”

“每部电影自有它的命运。总有一部分观众会喜欢它,也会有一些人对这部电影有代沟。”
韩杰:故事必须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做贾樟柯的副导多年,韩杰对电影市场看得相当透彻。“制作环境当然一片大好。成熟的导演都有了稳固的江山。”那对年轻导演而言呢?“机会还是挺多的。而且我感觉现在的观众和我们创作者之间的距离在缩短。”
尽管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但韩杰认为:“电影节是游戏,没什么意义,但这是游戏规则。参加电影节,进行一些交流活动,这是我的职业,是这个市场固有的规则。”韩杰说即使将来自己的电影变得主流了,他还是不会改变自己。韩杰认为:“每部电影自有它的命运。总有一部分观众会喜欢它。”
韩杰喜欢把那些能够震撼人心的故事拍成电影。他说一个故事必须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让他有冲动去拍摄。据了解,韩杰拍电影效率很高。可韩杰说,那是因为他怕拍的时间长了,自己的状态就不好了,必须速战速决。面对为什么要做导演这个问题,韩杰的答案是“有话想说”,“电影这种形式其实比较功利。每一部电影,导演都是在建立一个精神世界。相对看小说而言,观众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去触碰它。”
一句话形容做导演的感受,韩杰说是“痛并快乐着”。痛的理由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市场有许多游戏规则,因此,尽管有了一定知名度,韩杰依然没什么成就感。但他同时也告诉早报记者:“目前还是快乐多一些,因为创作会给我带来快感。”

“一个人只要让别人去演了他的电影,他就算导演了。”
李红旗:并不是为生活所迫当导演
李红旗的第一部电影《好多大米》已经出版了DVD,第二部电影《黄金周》正在后期制作。熟悉李红旗的人,很少会把他界定为导演,毕竟他本专业是美术系,之前比较多的作品是诗歌和小说。做导演,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有些“玩票”的意味。不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李红旗很认真地说:“我拍电影是认真去做的,不是玩票。”可说到将来是不是就专心电影事业了,李红旗又转了话锋:“也没有那么严肃地去做这件事情吧。”
“导演”在李红旗的界定中,就是指导别人去演戏,“一个人只要让别人去演了他的电影,他就算导演了。”所以在李红旗看来,导演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他自己为什么要从一个文字工作者,转而用影像表达,李红旗的理由相当简单:“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但以前拍电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像现在,有了数码技术,变得相对容易了。”文字的表达和影像的表达有什么不同?“所有的表达方式,能够做到的都不一样。有些东西只能通过小说表达,有些只能通过电影,再加上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关键是每个人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花费不到10万元,李红旗做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好多大米》,还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得了奖。可李红旗说并没有从导演这个职业中感受到什么乐趣,“我只是想找件事情来做。所以现在不敢说以后会怎么样,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比较喜欢在别人觉得结束的地方,开始我的故事。”李红旗如此形容自己影片的特点。如果今后有别的制片人拿剧本找上门,李红旗只会说“不”,“我并不是为生活所迫当导演,所以我拍电影不是一干活的性质。就像我这次用胶片拍电影,完全是想挑战一下。因为听说胶片拍片比较难。”

“我更喜欢像独立音乐人那样,做自己的电影。这样比较完整,自由!”
应亮:有一线可能,就做独立电影
应亮之前的两部长片花费都不过几万元。正在忙碌的新片也只有七八万元的预算。不是没人给他投资,给他剧本、让他有宽裕的环境去创作,但应亮不愿意接受那样的方式:“我更喜欢像独立音乐人那样,做自己的电影。这样比较完整,自由!”
应亮说他的文笔不好,做不了小说家:“想要表达自己的声音,电影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对视觉的表达,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的。”正在四川拍摄的新片,是根据生长在当地的女友的生活经历改编的。应亮说,这部戏的投资拿的是他上一部电影的奖金,“我第二部戏的投资拿的也是第一部的奖金。”应亮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在将来还是会做个“独立电影人”。
对于怎么可以凭借有限的资金完成作品,应亮说只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就可以做到。“第一部电影拍的时候只有我和女朋友两个人,上一部是五六个人,现在这部我有七八个人的团队了。每次增加人数,其实也是可以相对提高拍摄质量。”但如今的团队,应亮已经满足了,他说不需要太多的人和太大的投资,“至少我现在拍戏,没有政策和经济上的压力和管束。”
难道不希望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看到?“实在没有DVD商家愿意出版,我也会自己把片子上传到网络。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我这种相对小众发出的声音,总会被某一群人听到的。”那在大银幕上公映呢,难道那不是作为电影人最大的梦想吗?早报记者的这个提问,得到的却是应亮完全不屑的反馈:“有多少电影能在中国的影院里放映呢?”
对于早报此次举办的新锐人物年度评选,应亮则认为:“像我们这样小众的电影人,和广大受众其实不在一个平台上,但这样的活动可以把我们联系起来,有一个碰撞的机会。”
(编辑: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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