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晓龙：“我没到顶级，中上吧。”

　　比起石康、刘震云，兰晓龙绝对可以称为“学院派”编剧。中戏的训练从散文写作的基本功打起，老师上课时随意拿出一张画，给五分钟让学生写作，一点点换画片的速度越来越快，从5分钟到4分钟到3分钟，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写作时打破对文字雕琢的偏执。“我们做的是表演文字，我们的精华在演员表演出来的一瞬间，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心中孤芳自赏、沾沾自喜的一瞬间。”兰晓龙持有的是职业编剧心态。

　　当时的学费对于兰晓龙是个压力，他开始做“枪手”——不挂名的编剧。一开始，他为终于在写一个可能要拍的东西而狂热着。“但是那种剧本，一个人只写几集，根本没有整体构想。那种热情好比困了喝杯咖啡骗自己，对枪手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好事。”兰晓龙深有感触，“我当过枪手，但我决不用枪手。我的好朋友史航在天涯论坛上回复那些想当编剧的人的话特别好：你们一定会做枪手，但你不能一直做枪手。很多刚出来的编剧会在做枪手的这段时间废掉。”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广电总局共发出电视剧许可证500个，制作的电视剧集数是13780集，不包括一些在审查修改中的电视剧以及上千集的栏目剧。而全国电视台一年能播出的电视剧最多7000集，真正让观众留下印象的更少。支持着这个产量的，除了我们知名的编剧之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甚至无名的编剧。

　　一直到军队工作之后，兰晓龙还在靠做枪手补贴家用，“我当时对军队没有多大爱好，我或许喜欢武器，但那是和我暴力青春片一样的少年生活有关。”作为舞台剧编剧入伍好几年，他都没写出任何为文工团赢得荣誉的作品——部队看重的是获奖，这不仅决定着一个军旅编剧的前途，甚至决定着一个文工团的前途，“文工团每年的业务经费的多少，要看你拿几个奖来定的，几年不拿奖，上面已经会考虑撤不撤你了。”

　　1999年的时候，兰晓龙一度面临着被迫退伍的可能性。直到创作话剧《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抛弃了枪手心态，认真读了《斯诺文集》，花两个月时间写出来的剧本。老团长看后说：兰晓龙会写戏。可惜这出戏没能排演：“我们单位只演两种戏：一种比较铿锵的，一种是农村戏，‘红星’是一个诗剧，不适合我们单位，所以最后没有上演。”

　　石康也曾做过枪手。北京电影学院后面的招待所是那时候他常去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像“好梦公司”一样的影视公司。石康经常在一个公司聊完一个创意，对方说，我们现在没钱做，你去跟我一个哥们儿说说去吧。他就从一楼跑去二楼，再去说一遍他的故事，对方觉得可以，就给一笔预付，就可以开写了。

　　据他介绍，预付一般是全部稿费的30％，写完剧本，可以拿到40％，剧本通过了，投资方满意、开拍了，编剧才能拿到最后的约30％。“好多人都没拿到最后的30％，因为投资方拿着剧本去扎款，如果没扎到，那编剧最后的30％也就拿不到了。赖账、最后不给钱的多了。能有什么办法？就算了，再写下一个。”石康口气里透着无奈，想了一下又笑了，补充说，“我们主要办法就是瞎写，几个月就能写一个剧。”至于署名，“爱署谁署谁，只要给钱就行了。普通观众很少在意编剧是谁，只有圈子里人会留意。”

　　就这么晃晃悠悠写下来，到1999年，石康的稿酬已经涨了10倍：每集2.5万元。同年，他的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先后出版并走红，一年赚了四五十万版税。石康觉得下辈子有着落了：几万块可以买一套房子，再花几万买一辆捷达挺好的，一年生活费顶天三四万吧，饭馆可以随便吃。早已编剧编得恶心的石康，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对自己宣誓：以后我就写小说，再不写剧本了！

　　好景没维持多久。北京的房价与物价都一路看涨，石康的小说却越卖越少。2003年他出版《心碎你好》，花了两年写的，一共结了不到15万元版税。“怎么活啊？我连房子月供都付不起了。”2004年，他开始写《奋斗》。

　　2000年到2004年之间，石康只写了一个本子，冯小刚的《大腕》的第二稿。他花了一个月写成，拿到5万元预付款。最后冯小刚采用的是他自己写的第三稿。相比起写电视剧，这个报酬似乎更优渥，但是这样的机会，在石康看来，“很多年才能轮上一次”。

　　说起自己的“作者”身份，刘震云更加气定神闲。“我写作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写出来别人就说好的。《一地鸡毛》出来，都说小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任何结构、起承转合，你在家写日记记流水账可以，你小说写成这样，你江郎才尽咯。一年之后又都说好，给我扣了个新写实的帽子，也不管我爱不爱戴。《温故1942》写出来也是，批评我把好多乱七八糟材料堆一块儿，这能叫小说吗？过了一年，又说特别有创造性，是震撼人心、波澜壮阔的心灵史。”刘震云说得风平浪静，但念念不忘，也证明了心底的在意。

　　在王朔、冯小刚的圈子里，刘震云总是能受到最温暖的“吹捧”。王朔把刘震云夸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刘震云把王朔赞为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冯小刚喜欢《一地鸡毛》，推崇《温故1942》，那段时间，冯小刚的命运也“多舛”，拍电视剧不是禁拍就是禁映，包括《一地鸡毛》在很多电视台都没能播出。刘震云则说：“冯导演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对世界关心的方向，对世界的态度，与众不同，我马上觉得这个人对我重要，会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有一个优点，一块吃饭，他爱埋单。”

　　王朔把那段互相吹捧的恣意岁月写成了《你不是一个俗人》，冯小刚拿它拍了他的第一个贺岁片《甲方乙方》，刘震云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因为找不到对象要自杀的青年。《甲方乙方》之后，冯小刚与王朔渐行渐远，与刘震云越走越近。

　　2004年的贺岁片《手机》几乎可以说是两人合作的产物。今天的刘震云强调，作者与编剧两种身份对他来说，有主副业之分，“长篇小说更能抒发我自己的胸臆，这是千军万马的战争，要调动作者才情的各方面军，对作者更过瘾。写完小说再改成剧本，好比已经千军万马打过，派出一个尖刀团，杀几个小敌，这个兴趣我有。但是你让我一开始就只冲几个小的去，我思想有抗拒。”但是单就《手机》来说，据冯小刚回忆，最初的构想来自于一次关于下一部电影该拍什么的讨论，刘震云提出就讲手机：“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最后刘震云为了满足档期需求，先完成电影剧本，后完成同名小说。

　　电影拍完之后第一次请人试看，没有一个人说好。刘震云还记得当时冯小刚握着他的手沉重地说：“朋友曰：介不好。”刘震云回答：“朋友的话是真理，但并非句句是真理。”影片投资1000万元，“朋友”对票房最高的预估是3000万，刘震云硬着头皮跟人赌5000万，最后出来的结果是5300万。至于刘震云得到多少报酬，他狡黠一笑：“商业机密。编剧的待遇当然有待提高。这不单是中国电影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肯定我的朋友想改我的东西时候，都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中国，我受的委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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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熊扒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