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对话贾樟柯

张：从来没见过样的时装大片——“复古”时装大片，这是在重建跟80年代的联系，也是在回顾个人成长。

贾：八十年代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晰的，也是难忘的，然后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但有很多东西在那样的主流的纪念里是找不到的，那么正好让我用这种时装片的方法来缅怀八十年代，一下子我也变得很激动。另一方面，从媒介来说对我特别有趣：拍照片！因为我在拍《二十四城记》的时候除了拍摄电影也开始拍一些图片，开始想积累这样的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因为采访一百多个工人，这一百多个工人每人都是三四个小时的交谈，从陌生人到了解人家的生活，我就想留个纪念。

张：有些镜头是对准他们对了七八秒，一动不动，就是延长一个仪式感。

贾：之后真的有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相会了。就是一种缘份，就这样擦身而过。

张：你这部时装大片对过来人来说很亲切，那是最早的草根的山寨的时尚——土时尚。

贾：我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我就特别爱穿，爱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们这么有钱买品牌，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有追求的！最早是文革刚结束，那时我们街上全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包括插队回来的，包括辍学的，包括像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全部混在一起，就像兄弟的那种意思嘛，那时候我们崇拜的那些个大哥，他们懂着流行！比如一开始流行穿蓝大当，空军或者公安的那种大当军裤，然后穿那个白底的片儿鞋，那时候是被动的追随，还有戴军帽，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放学一起走，旁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拍了他一下抢了帽，他就追，一直追，结果给撞了，把那腿也给撞折了。上初中的那时开始有录像厅，我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还有就是《独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产武打片，对里面的民初剧里的衣服特别着迷，中式的衣服，系一个很宽的布袋垂下来，我自己跟家里头找了那个布，自己缝了条那种腰带。

张：那是自己的时尚。

贾：自己学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着身子，那条腰带一砸，感觉自己有功夫。

张：你把八十年代定位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里面有火，有狂欢，有没用八十年代来批判现在的感觉？但我们在怀旧的时候，是否把过去过于理想化了？

贾：我觉得批判的色彩并不是很强啦，我并不是特别多地针对现在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向往的生活状态，比如像我们八十年代那时候，包括这组片子里面的艺人，流浪的艺人，这艺人本身过的就是流浪的生活，会有狂欢，会有歌迷，会有血，会有欢笑，有一种表达的自觉，表达的要求，这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狂欢也好，流浪也好，或者是随处地挥霍青春也好。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在当下这个氛围里面是很缺失的，一个是强烈的自由要求，它并不是说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而是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尊严，八十年代的追求不只是空间，更多的是人在各种层面所能获得的尊严。另一个是反叛，我觉得那时候天然的反叛，或者那时候跟主流的对抗，它能带来很多新生的东西，当下在我看来是很稀缺的了，如果说批评的话，那就是大家陈腐于规则，陈腐于商业所带来的价值，一些东西被消费主义遮蔽掉，接触不到，即使接触到，也不会被认同，这个可以说是对当下的批判，也可以说是遗憾。

张：后来社会开放带来的多元选择当然也是正面的。

贾：对，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跟我们那时是多么的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目前的自由已经有了一定的度，还是说反叛已经没有价值了，我觉得那么的不同，他们是那么的顺从。

张：新一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快，但是基本上却缺少对身边环境的这种敏感，自己的面目反而被五花八门的东西淹没掉了。

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全球化以后分享资源那么容易，比如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分享国际新闻，第一时间听国外的歌，包括视频所有东西，就这么容易建立起了屏蔽掉自己生活的真实。比如汾阳这个城市，满街灰尘，但是每个家庭装修得非常好，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不认为外面街上也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不认为贫穷地方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张：“屏蔽”这个词用得好，网络“净化”了真实世界的灰尘。

贾，对，甚至认为我是独特的，我跟他是没关系的，我跟那个现实世界是不沾边的。

张：就是通过网络建立起第二人生，“第二人生”屏蔽了“第一人生”，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个幻觉，他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比方说有个汾阳小孩，但他不爱看贾樟柯的电影，毕竟他无法从中得到想象的空间。

贾：呵，这就是对我电影最多的一种评论，就是说我的现实已经够烦了，你还要让我看更烦的现实。甚至是很多开始很喜欢我的电影，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无忧无虑，他就喜欢，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就面临生活，升职，薪水，家庭，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问题之后，他就会说我不爱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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