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宿事件》预告海报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之前每次开电影方面的会，我们谈的全部是市场跟商业题材。我就说，我们也可以研究探讨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说香港与内地文化上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再比如对电影对白的要求，为什么香港人的剧本在内地会被笑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研讨一下？为什么《海角七号》我们看不懂？我在台湾念过小学，念过三年，我常去台湾，我都搞不清它现在为什么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说我们找一天谈谈这个吧，别老“市场”了。

　　记者：你觉得电影圈里徐克最纯粹？

　　尔冬升：拍了那么多年戏，我老觉得，暂时来讲，只有徐克跟许鞍华两个是拿电影当生命的。他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我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到50岁之后，我不想为了电影把这个大世界里的其他东西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工作而已，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想放弃别的东西。我不能老在家里面看Discovery看怎样旅游，就好像去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个意愿，这整个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还没去呢。

　　记者：陈可辛在北京开了工作室，很多导演也北上发展。你会考虑吗？比如昨天跟麦兆辉庄文强聊，他们都有个感觉，前一代的导演顾虑更多，因为港片擅长的东西没法拍，所以会焦虑。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变通，会减肥，会想办法把内地的衣服穿上去。

　　尔冬升：实际上有点难度，那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还没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内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样上不了。

　　记者：你适应过吗？感受如何？

　　尔冬升：有困难。在内地，警匪这个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么简单。碰到过很多问题，从剧本开始到道具枪，都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枪是跟美国的那个制度一样的，它是真枪，但把枪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开了。它是有执照的，连机关枪都是真枪。你光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每个题材牵涉到什么部门就要给什么部门看的嘛。那些人，他们也对电影完全不了解，你要给他审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复地描写罪犯的心态——好看嘛，bad man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态了，那就可能通不过，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犯忌，很难通过。那如果故事简单一点，就光是像成龙那样打斗，把坏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时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会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翻跟斗什么的，又有问题。所以我总结是对电影看得太重要了，电影其实没那么重要。

　　记者：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太认真。

　　尔冬升：太认真，而且观众也是把电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觉得我很怕，我其实就拍部电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欢拍。我拍一个电影，突然间你把我弄成学术一样，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状》拍到陈可辛崩溃。这种戏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记者：像《三少爷的剑》这种，会不会加入一些时代背景？

　　尔冬升：其实古龙的东西很时代的，他根本写的就是一个大都会里面的东西。我跟他也认识的，他写当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会啊什么的，就像江湖一样。他里边的人性很现代的。像《三少爷的剑》就没有压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编剧，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编辑：小宝)